三联生活周刊:周恩来与那个年代的情感

2018-10-23 13:08来源:未知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在总理身边呆了20多年,不知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都充满了温暖安宁。平时周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放松的时间。周恩来周六有时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六有时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然入场,坐在观众中,没看完前再悄然离去,门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只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赵炜刚要进客厅,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见到赵炜,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赵炜,你好好陪陪大姐!”说完进办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开会。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站在饭桌旁,扶着凳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问什么。在赵炜的轻声劝解下,邓颖超才慢慢缓和下来。第二天再看他俩,赵炜没有发现一丝异常。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当时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向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线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饭。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